惊番阵阵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阵阵惊雷，震醒了沉睡的东方睡狮，从此，中国现代革命的帷幕拉开了。远处塞外的内蒙古西 部地区，尽管还很闭塞，但是，新文化、新思想的狂潮，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汹涌而来了。

五四运动

20年代初，我正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同学中，像乌兰 夫、奎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赵诚、春和（高布泽博）、孟纯、云 润、勇夫、康根成、荣照等，都已在时代风云的熏陶下，成为归绥学 生界爱国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3月，旅大租借期届满，而日 本侵略者却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拒不归还。激起了全国人 民的反对，一场新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掀起来了。这个斗争的浪 潮也波及了归绥城，于是，归绥学生界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斗 争展开了。
进入4月份，我们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同学，同兄弟学校的学 生携起手来，举着旗帜，走上街头，向各界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 侵华野心，控诉卖国贼制定丧权辱国“廿一条”的罪行，呼吁抵制日 货，以支持对日经济绝交的斗争。我们的宣传、讲演使不少同胞感 动得流下热泪，唤起了人们的爱国^|5：情。许多人不买东洋货，一些 商人也自觉停止了销售日货的营业，抵制日货的宣传收到了很大 的效果。可是,也有一些大商号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放在眼里，他们反而乘别人停售日货的机会，加紧兜售东洋货大发其 财。像盛记洋行就是这样的商号。这家二层楼的大商店坐落在大 南街的闹市区，是贩卖各种日货的集大成者。我们曾多次动员其 停售日货，但盛记的老板根本不听，甚至还恶语伤人，釆取敌对态 度。假若听任其继续营业，抵制日货的运动便不能进行下去。于 是，我们同其它学校的同学一起决定釆取强制行动，凡是出售日货 的商号，一律予以封闭。

       一天下午，我们集队来到大南街，先礼后兵，向盛记展开了攻 势。吉雅泰、李裕智、我和归绥中学的几位同学登上楼，刚要开口作最后一次动员，不料老板却先开了口： “一再跟你们说过了，政府 允许我卖洋货，你们管不着，走走走!”说着就动手撵我们我们一 个个强抑制住怒火，警告他:“抵制日货是民心所向的爱国壮举，你 若一意孤行，我们可不客气了！”老板更加蛮横地说:“我不管爱国 不爱国，只知道卖货赚钱。警察会保护我的!"他愿意把警察二字 说得很重,企图以此威胁大家。这一下我们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 怒火了，纷纷说:“你以为钱能通神，当下就给你个现世报，!”“对，把 这家卖国洋行砸了！ ”一个同学一脚踢开钟表柜，提起一座钟就往 窗外甩。老板急眼了，口里喊着：“反了，叫警察去!”伸手就去抢 钟。两人在窗前争来抢去，哗啦一声，座钟掉下去了。巧得很，一 块玻璃恰好砸到孟纯的脖颈上，划开一道口子，血马上'涌了出来。 大家轰一声围上来,我们站在高处说道："盛记洋行的经理对抗抵 制日货，无端挑衅，打伤了我们的同学，我们应该怎么办?”“砸了 它！" “砸了盛记!'‘随着一片愤怒的呼喊声，同学们一拥而入，见到 洋货就砸，还有不少东酉被抛到了当街。我们并不对他怜悯，砸了 洋货之后，又把他揪起来,要他公开认错，向学界赔礼道歉;并承担 孟纯的医疗费用。在群众的威势面前，骄横的老板只好老老实实 照办。当时还砸了有日本资本的绥远电灯公司。
打盛记的举动;在归绥城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那些仍在出售东洋货的商人们再不敢小瞧学生了，都规规矩矩把日货从货架上 拿下去了。我们打了盛记之后，又组织了纠察队，在街上巡查，还 到车站值班。由于我家在公主府，多松年家在麻花板，离车站近， 就由我俩负责，检査有无日货进来，一经发现，立即查封，谁也不敢 阻挡。

这场斗争是胜利了，它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也使人们看到 人多确实势众，力量是大的。然而，这毕竟是自发的群众斗争，随 着时间的流逝，热情慢慢冷下来了，日货又岀现在商店里了。特别 是旅大依然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着，"二十一条”依然存在，保护着帝 国主义列强的侵华利益。这些无不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同学们 在思索着，寻觅着，总希望能有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新的觉醒

1923年秋，我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毕业了。这一年北京蒙藏 学校专科部的荣耀先回乡度暑假，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四班和三班 的多数同学都报了名，投考蒙藏学校。开学前，我和乌兰夫、奎璧、 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孟纯、赵诚、云润、高布泽博、康根成等20 多人，在荣耀先的带领下到了北京。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

在蒙藏学校读书,虽然享受着官费待遇（吃饭不要钱），但是， 民族压迫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大家无不为民族的出路而焦思 苦虑。就在我们入学以后不久,.从家乡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绥远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互相勾结，大规模清丈土地，用限期交款 领照（官发地契）的办法，一次就把许多土默特旗蒙古族的活约土 地所有权剥夺了。这已不仅仅是巧取豪夺，而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了，民族的生存再次受到了极其严重的胁。为了争回地权，以求 民族的自存自强，我们联合所有旅京土默特学生，起而要求取消剥 夺土默特蒙古族土地的成命，并企望蒙藏院为我们说话做主。反 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上下沆溼一气，他们见利必夺，哪管蒙众的死活。我们的奔走呼号，没有任何结果。碰壁和失败更加深了我们 的民族危机感。在那些日子里，大家经常聚在校院内那棵老枣树 下，设想未来，探求民族的出路。然而，前途茫茫，谁也说不出个所 以然来，惟有痛苦地以泪眼相对。

就在我们彷徨的时候，党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这是荣耀先 向李大钊等同志介绍的结果。李大钊非常关心内蒙古的革命，特 别注意民族革命干部的培养。他派邓中夏、赵世炎、刘伯庄、韩麟 符、黄日葵等同志先后来到蒙藏学校同我们“拉家常”，逐渐把我们 引上了革命道路。
邓中夏等同志很了解我们，一开始并不谈马克思主义，而是从 中国青年的爱国运动谈起，就中国的现状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与我们交换意见。有一次邓中夏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反动 军阀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劳苦大众身 上，使国家贫弱，老百姓痛苦不堪。你们内蒙古是不是这样呢?”在 他引导下，我们把蒙古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一桩桩一件件都 摆了出来。听了我们的诉说，邓中夏说道：“可见你们蒙古族遭受 的剥削和压迫，比内地的民众还多了两重。就是王公贵族的压迫 和奸商的剥削。如果不把整个旧制度推翻，民族压迫摆脱不了，要 求得到彻底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邓 中夏、赵世炎等同志和我们越来越熟悉了，我们就提出了诸如怎么 摆脱民族歧视，推倒旧制度这样的问题。他们解释说，要达到这个 .目的，就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也就是党的领导。接着给我们介 绍了当时中国的党派，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党等 等,指出这些党派，特别是国民党,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的革 命是不彻底的，容易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只有中国共产 党，革命最彻底，在它的领导下，才能推翻旧社会，建立人民的政 权，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这些谈话,就像打开了心扉的金钥匙, 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了。
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还把《新青年》、《向导》周刊等进步刊物 和书籍给我们带来，指导我们阅读。同时还让我们参加一些政治 活动。1924年春，北京党组织邀请少共国际代表达瓦在北大三院 礼堂讲演,我们都去了。讲演中，达瓦介绍了联共（布）领导俄国人 民推翻沙皇暴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还谈了一些蒙古国正在 进行的革命的情况。听了他的讲演，我们感触很多,最深的一点是 懂得了，要推翻旧制度，就得像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那样，英勇 斗争，不怕牺牲，从而使我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23年底至.1924年初，我和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多松年、 李裕智、赵诚、高布泽博、云润和孟纯，以及任殿邦等人，先后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青年战士。

克的培聚

党组织派邓中夏领导我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 小组非常秘密，所以我只知道本组的同志。有一天下午，邓中夏通 知我和多松年、赵诚，去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学习。嘱咐我 们，一定要拉开距离走，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研究小组的地点设 在宣武门内的一座破庙里。邓中夏引我们陆续走进一间屋子，里 面很暗，一盏油灯下，已坐着5个人，两个男的，3个女的。把我们 介绍给那位黑胡子老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是谁。女的其中，一个 是张国春的爱人叫杨芝莲，另一位是赵世炎的爱人,姓夏）以后，邓 中夏便离开了。黑胡子老师宣布了纪律:绝对保守秘密，不准互相 问讯姓名。接着每人发给我们一本小开本的《共产党宣言》，封面 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像。这就是我们三人第一次参加马克思 主义研究小组的情形。经过一段学习之后，我们分别入了党。因 为严守纪律，当时并不知道其他同志入党的情况。只是后来我和 多松年担任了西城区党的宣传员，负责把材料分送给有关同志，才 知道同学中如乌兰夫、吉雅泰、李裕智等同志也入了党。

        我们那时刚参加革命是很幼稚的，是在斗争中逐渐学到一些 本事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李大钊在北大三院主持纪念活动， 让我们蒙藏学校的同学去保卫会场。会议开始以后，突然开来一 辆小汽车，车上下来3个外国人，穿戴像资本家一样。他们抬腿就 要进会场，我上前拦住他们，说:“谁允许你们进去的？走开!”把他 们撵下台阶，还让把汽车往后退了一段。他们商量了一会儿，那个 胖子写了个纸条，要我送给李大钊。我接过来一看，是外国字，也 不认识，就拿进了会场。李大钊正在讲演，我走上台递给他，他停 止了讲话，低声问我：“人在哪里？”我说：“门外，叫我挡住了。”他 说:“快请进来,是我们的同志，苏联大使卡拉汉同志。”我出去把他 们让进会场,心里还嘀咕:“奇怪，苏联是无产阶级国家，都是工人， 怎么这是些资本家?”
我们在斗争中获得的才干，也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增长起来 的。有一次，我们到街上散发传单，一下子散到了警察手里，险些 儿出事。赵世炎知道后，对我们说《 “散发传单要注意方法。以后 出去要两个人互相配合，一个在马路这边散，另一个在那边观察， 发现有警察暗探盯上来，打亠个手势，马上转移，就可以避免危 险。”照他说的办法散传单，果然很安全，没出过事。还有一次，邓 中夏来学校召集我们开会，不少人到石虎胡同澡堂子里洗澡去了， 我便打发朱实夫去叫他们。他一进澡堂，见大家洗完澡正躺着休 息，开口就喊:“嗨,人家邓中夏早就来了,就等你们开会，快走吧! ” 回来一说这件事，邓中夏温和地对小朱说:“以后要注意。”
我和多松年常到民国大学、惠文中学等学校，以及西直门车站 给党内同志分送材料，有时候见不到本人就带回了学校。有一天 邓中夏问我：“材料和传单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撩起褥子说:“这不 是，都在这里/他摇摇头，说:“不行，如果让警察发现了，这就是证 据。得放在保险的地方。”他走后，我和多松年、赵诚商议了一下， 就塞进了顶棚。下次他来了又问：“放到什么地方了？"我说:"这一 28
下谁也发现不了，放到顶棚里了。”他仍然摇头，说:“也不妥，敌人 来搜査，还要掘地三尺呢。党的材料决不能放在自己居住的地方？ 越是没人去的地方越好。”经他一提，我想起了学校西南角那个花 园。据说蒙藏学校的校址，在袁世凯称帝时是军法处，不少共和派 人士在花园里被处决了。因为是刑场，以后就没有人到那里去了。 我们入学后还听到一个传说，，说那里有只成了精的大黑猫，眼睛像 两盏灯，发着绿色寒光，人一进去就会遭殃。我就说:“倒是有个地 方，谁也不敢进去。”、邓中夏听了很高兴，说;“你们敢不敢领我去看 一下?”要说不去，太丢人了。我便和多松年硬着头皮领他去了，一 进花园，杂草条长得一人多高，前面是黑黝黝的破暖窖，我不由得 头皮也竖起来了,，我说：“那是暖窖，你去看吧。”把邓中夏让在前 边，我们跟进去。他划了根火柴，见满地是烂花盆，对我们说:“这 里就很好,材料放在这里很保险，就是敌人发现了，也弄不清是谁 放的。”说着就把那些材料放在花盆下了。临完还安顿我们：“以后 进出花园不要被别人看见。'‘
就这样，这个旧花园成了我们的“仓库”，西城区党组织的好多 材料在那里隐藏过。

走向斗争

在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我们参加了许多反帝反军阀 的斗争，如“二七"罢工周年纪念，“五卅”反帝示威等等，北京蒙藏 学校在北京成了以学生运动激烈著称的八大院校之一，也是党的 重要据点之一。北洋政府设立这所学校，原本是想为自己培养忠 实奴才的，我们却成了旧世界的叛逆者、造反者，这对他们来说是 始料不及的，也是对那帮蠢家伙们无情的惩罚。
我们的斗争使北洋政府惊恐不安。于是“蒙藏学校有激进党” （指共产党），“激进党蛊惑学生闹事”之类的反动舆论接连不断出 现了，这一切都预示着反动派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果然，蒙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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