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捕军校

        1925年秋天，党为了培养蒙古族干部，便从北京蒙藏学校派 了两扭:学生去学习：一批去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另一批到广州 黄埔军校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到苏联的有乌兰夫、多松年、康根 成、云润、荣照等同志，到广东的有高布泽博、云星槎、乌云珠、朱实 夫、荣崇仁、云霖和我等10多人，在“双十节"前后出发。
       我们从北京到上海，住了几天，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我 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令人气愤的事，憋了一肚子的 气，买到船票后便登上海轮南下。轮船在海上行驶,过了五六天头 昏脑涨、颠颠簸簸的生活，轮船终于进了虎门要塞。


黄埔军校

       一进黄埔军校的大门，迎面就看见一条醒目的标语:“革命者 靠拢来，不革命的快滚开! ”这时，一般热乎乎的东西从我心里涌上 来,其他几个同志脸上也都是那样兴奋、严肃，我们被编入学生队 里，不久就到鱼炮台驻训，住的是用芭蕉树叶搭成的草棚，过的 是严格的军队生活。队里的同学们，有从全国各地来的，也有海外 华侨和朝鲜籍的学生。我们的语言不通，常常用手势来说话，经过 一个时期大家也渐渐熟悉了。
       当时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术动作，政治课不多，但各种进 步书刊、报纸却很多，特别是我们党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报不少。上 课时,有一个姓腾的（可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给同学们讲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说什么“中国亡于元朝蒙古和清朝，然而 终究是蒙古人被汉人同化了，清朝人也同化了……”我听了很不自 在，没等他讲一半我就走了。我总觉得共产党以无产阶级观点对 待民族问题,说得公正合理，使人坚信不疑,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族 主义却不是这样。有时候我和其他蒙古族同学谈起来，他们也和 我有同感。
       在我初入校的时候，广东还没有完全统一，第二次东4E在进 行，第三期的军校学生都东征打仗去了。那年底打下了东江，占领 了惠州，陈炯明的残部——杨希闵、刘震寰被彻底消灭了。所以我 们入学考试后，1926年初开往惠州驻防，每天站岗放哨。
       在惠州驻防的时候,我差点被开除学籍。我所在一班的班长 叫巩坤，一向歧视我，每天把我派到后半夜值勤。值完勤回来，他 让我去接班室里，他们吵吵闹闹不让我好好休息。我向他要求回 班睡觉，他不但不允许反而动手打人。这下惹恼了我，就还手和他 对打起来，甚至动了枪，幸而被别人拉住了。可是他却抢先把事情 报告给连长了。连长魏炳文也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他听一面 之词，把我训斥了一通，还要打手板子。我认为他处理不公平，拒 绝他打“手板子”。于是，他马上集合全连，在大家面前训斥我，还 要打我。而同学们群起呼喊，都支持我，反对魏炳文处理不公。这 样，他就声言要报告校本部开除我的学籍，而同学们就联名给校本 部去信支援我。结果，不几天学校发表了录取名单,我被录取在步 兵科,一场风波也就这样结束了。
       正式学习开始，军事课程是够紧张的。但真正提高认识，改造 思想的是政治课。因为讲授政治课程的多半是杰出的共产党员。 如讲政治经济学的是样代英，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生动 又有说服力。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都解释得具体明了， 对学生的思想启发很大。另一位讲帝国主义和三民主义的是萧楚 女，他讲课诙谐幽默，趣味横生。听他讲课谁都不打瞌睡,课堂上充满了生气。例如他有一次讲到“主义”这两个字，说:“什么是主 义？孙先生说它是一种思想、信仰、力量……但这个所谓'思想'不 同于那些胡思乱想，也不同于舞台上演员唱的'思想起来好不伤人 心也……'”这使得学生大笑不止。讲“社会进化史”的是廖化平。 他讲氏族社会母系制度。这人学识渊博，讲得很好。

       经常给学生们作政治报告的有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的 每一次报告都是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从校外请来作报告的有邓中夏。他讲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他 讲海员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 阶级。工人领袖苏兆征曾到学校报告省港工人大罢工的情况，介 绍了香港工人为了援助“五卅惨案”而举行的大罢工已经坚持将近 一年了，鼓励学生们要支援罢工的工人们。军校的学生为了支援 省港大罢工，自动要求把早饭中的两个馒头捐献给坚持斗争的工 人们。在那年四五月间，有英国工会代表来军校报告了英国煤矿 工人大罢工的情形，并声言英国工人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这种 国际主义精神，听了很受感动。
       那时，国民党中的左派、在军校任职的邓演达也常给我们讲 话。他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还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汪精卫是军校的 党代表，他在学校的时间不长。

       蒋介石那时是军校的校长，也经常给学生们“训话”。但每一 次总离不开吹嘘他个人，不是讲他如何关心学生，便是以所谓“连 坐法”（法西斯军事惩办教育）来吓唬学生，讲起话来干干巴巴枯燥 无味。《蒋校长训话集》谁都不看。记得在一个晚间，他来“训话”， 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为什么廖（仲凯）党代表被反革命刺死了？，，弄 得蒋介石很狼狈，在大家面前支支吾吾，十分窘迫。

学生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在军校学生中两种思想斗争是异常尖锐的。当国民党中的右派召集了所谓“西山会议”之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 子间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写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 党.》,书中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员人国民党 籍，限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领导机关的人数和不准共产党员担 任重要职务等等。铮对戴季陶那一套反动谬论，瞿秋白也专门写 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党与戴季陶主义》,批驳了戴季陶的反动 荒谬“理论”。这本小册子在军校学生中影响很大。从思想认识上 清楚地识破了戴季陶的反动本质,给戴季陶主义以沉重打击。
       对我们震动比较大的，是“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下令给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 员），命他将军舰开到黄埔听候使用。20日的后半夜，又突然下令 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和共产党员50多人，同时派兵包围了省港罢 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宅，并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共产 党员离开该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则大肆造谣，说什么“李之龙 叛变革命”、“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等等。这激起了在 校学生的极大愤怒,纷纷责问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军校校刊《黄 埔潮》上曾发表了一封学生们写给蒋介石的公开信。这个反革命 野心家不敢正面答复学生们的质问，反而把一切责任推到李之龙 的身上，并声明这是出于“误会”，同时使用两面派手段，说他自己 仍然是拥护三大政策的。他那一套手法和假声明，在当时也确实麻痹了一些人。
       当时在军校任职的教师也有被蒋介石排挤出去的，有位政治 教师高语罕（共产党员）就是在“中山舰事件”后走的,他到上海后， 便在《向导》上向蒋介石提出过质问。
       以后，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党务整理案”。. 根据这个反动议案，蒋介石利用职权在黄埔军校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已经跨党的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在学生中引起 很大的波动，大家议论纷纷。对此，陈独秀公开声明：“这是贵党内 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同时，在反革命头子蒋 介石兼职的第一军中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共产党员也被排挤 出去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经杨怀英、朱实夫二人介绍,加入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农民运动讲W所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个革命的大熔 炉。当时，内蒙古地区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高布泽博、王建 功、贾力更、麟祥等8人，其中7人是蒙古族。我当时也考入了农 民运动讲习所，但因军校不容易请准假，再就是赵文翰从军校“开 小差"出来没有地方可去，这样就把我的名字“荣尚义"改为“荣守 仪”，让赵文翰顶这个名字进了讲习所。我没有进讲习所是我一生 中不无遗憾的事。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在医院治疗肺病期间读了不少革命书籍，但由于我的理论 基础差，读《唯物史观》这类书籍感到吃力，读《社会主义讨论集》 （内有陈独秀、李达等人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比 较容易一些。这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起了一定作用。另外也蒋 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
       我们20多个绥远地区的蒙汉同学，每当星期日就到广州聚 会,有时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看在那里学习的同志们，有时一齐去 山东小馆吃葱油饼之类的北方饭，有时也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喜 欢看当时出版的、专门指导农民运动的刊物《中国农民》。在这个 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张太雷、彭湃、罗漪等农运领袖的文章。那时广 东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特别是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 运动，声势浩大，有的同学去参观过，回来后经常讲述那里的情况。

业我，时期

       北伐前，国民革命军为7个军,再加新投诚的唐生智军共为8 个军，约5万多人。当时，唐生智被吴佩孚指挥的援湘军总司令叶 开鑫赶岀了长沙，退守衡阳和叶开鑫对峙。革命军一出师北伐，战 争进展很顺利，正面战场在湖南、江西两省，从7月初到11月初短 短的4个月时间，就将直系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摧枯拉朽 一般打垮了。在九十月间，江西前线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 我们第四期的学生为了支援前线，提前毕业开赴战场，分配到江西 前线。-
       10月中旬从广州岀发,经韶关，翻越大庾岭到了赣州,乘木帆 船星夜赶赴南昌。行军途中，南昌得而复失。我们到樟树镇时，第 二次攻下了南昌。我们进城，只见被俘敌军官兵都蓬首垢面，样子 十分狼狈。孙传芳是早已逃往南京去了。
        被俘敌兵除了补充革命军各军作战外，其余编为两个师，即新 编第一师和第二师。我被分配到新编第二师当连党代表，师长是 叶剑英。那时在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 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我们在江西新编第二师看 到了南京反革命政府的文告，引起内部的激烈斗争。这时师长叶 剑英不在吉安，应该怎么办呢！和国民党右派在一个部队里继续 合作是不可能的了，这就需要釆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不然的话， 部队内部的国民党右派也会同样拿起枪来对付我们的。这时只有 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所以党组织决定由张克领导，于4月28 日拂晓行动，将国民党右派分子统统缴械。到上午12点以前，胜 利地完成了任务，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右派逃跑以外，其余的国民党 右派统统缴械被看管起来。但下一步怎么办呢？正在束手无策的 时候，在我们举事的第二天拂晓朱培德从南昌派来大批军队将我们包围，并且缴了我们的械，当天我们和教导团一起约三四百人被 押送到南昌。次日，朱培德亲自出面训话，“礼送"我们出境，把我 们解押到九江，交涉妥由他们备船送我们到武汉去。我们到达九 江以后，看见九江的英租界站上了中国的警秦和纠察队，各界人民 游行纪念“五卅”运动，我们感到很愉快。没料到朱培德又在暗地 阻挠我们顺利离开九江，半夜命令武装部队，在指定我们上船的招 商局码头，把我们从船上撵了下来，又把我们驱到另一码头，但仍 不开船，拖了两三天，又找各种借口来刁难。这种情况，不是好的 预兆,朱培德可能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所以我和几个南方同志， 偷偷地雇了一只渔民的小船，半夜里离开了九江逆流而上，四五天 后才到达武汉。沿途看见湖北境内农民协会的会员们，手持红缨 枪站岗放哨，盘査行人，听说我们是到武汉去的，都热情地给予帮 助。

国内蒙古去

       到达武汉以后，我们首先到“被迫来汉同志招待处"登记，然后 安顿下来，听候分配工作。在这里，我们听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不久，广东的反革命也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黄埔军校的部分学 生就是从广东突围，逃到武汉的。萧楚女同志也是在这次反革命 政变中被杀害的。当时，武汉的形势也因夏斗寅、杨森叛变而异常 严峻,街道上有工人纠察队和黄埔分校的女生队维护。后来，武汉 的工人组成了一个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领导下，击退了向武汉方 面进攻的敌人，武汉才转危为安。
       在武汉，我找到第五期的绥远籍同学辛觉民同志。他在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工作，并且得知代表内蒙古地区来参加党的第五次 代表大会的多松年和乌子贞二同志还在武汉。他俩都热切希望我 回内蒙古工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随即办理了手续。我和多松 年一起乘轮船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