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出发上前线
云志安

       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大约3、4月开始行动。我和税军、白炳勋等同志一块到了晋西北的偏关。偏关当时是绥蒙区党委和绥蒙行署所在地，区党委书记是高克林（一般称呼高政委）、行署主任是苏谦益。我们被派到清水河县做群众工作。清水河临近偏关边界有好几个敌人的大据点，有日军驻守的、也有伪军驻守的,其中老牛湾据点由伪警察驻守。我们围攻老牛湾据点，经过十几天的围困，敌人逃跑了。我们占领据点后，发展群众拆围墙，烧毁敌人的住所，开仓放粮,群众非常感动，笑着、唱着，就像赶会一样热闹。
       打下据点后,我们很快建立村政权、区政权,组织起民兵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那时我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
       围攻下老牛湾伪军据点后不久，我们又奉命围攻韭菜王庄日军据点，没用多长时间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清水河县大片土地解放了，群众积极支援抗日工作，青年人踊跃参军，解放区一片欢乐气氛。
       这时区党委决定调大批干部上大青山根据地开展工作。1945年7月份，我们到达大青山。乌兰夫、杨植霖等领导同志也到达绥远地区。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当我们激动万分迎接抗战八年的伟大胜利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1945年冬，我军调集大部队，经过激战，消灭了侵入集宁的大部分敌人，又收复了集宁。
       春节前夕，为了搞好治安，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清査全城的户口，这次清査收获很大，不仅査出.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派遣的一批坏人,还查出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我们在战斗的气氛中度过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
       当时，绥蒙党政领导同志有杨植霖、苏谦益、王铎等。春节过后不几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到镶黄旗开辟工作。于是我领着当地一个熟悉情况的青年走了两天旱路,到了卓资县。在卓资县停留几天，我又单人独马到了镶黄旗政府所在地一一印堂村，这是一个离卓资县东南20多里的山村。
       因为是战后不久，原来旗政府的人员都已回家了。只有一个六十来岁的看门老汉，他满脸悲愁，行动迟缓,住在黑黑的小东房.里。我同他闲聊起来。老汉见我很随和，就慢慢地向我介绍起旧旗政府的情况和人事关系。在另一个小院里，还住着日伪时的旗长，叫孟克阿奇尔，我也找他谈了话。当时他还在观望，以后他有很大的转变。（1948年我军解放了绥东一些旗县，绥远省政府又动员他当上了旗长。）因为我是来开辟工作的，当然得有人工作才行呀。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动员一些人到旗政府工作。听.了他们介绍情况后，我就挨门挨户地拜访旧职员中能够出来工作的人员：我热情地向他们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表示欢迎他们出来为共产党和老百姓办事。经过   一段工作，原来的旧职员陆续到旗政府上班了。这时候，组织上派来成义同志和我一起工作，局面逐步地打开了。
       我来这里的名义是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所以，群众都叫我“云主任。当时，卓资县正开展反霸斗争，对一些民愤大的官僚地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分掉他们的财产。通过反霸斗争，提高群众的觉悟，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是，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掌握不准可能捅娄子。
        反霸斗争没几天,卓资县王经雨同志发动群众斗争了一个欺压人民、横行乡里的蒙古官僚,把他的财产也分了。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一些蒙古人找我反映说:“汉人分了蒙古人的财产!”“云主任这个蒙古人不给蒙古人做主!”听到这些，我就和王经雨同志联系。因为县与旗是平行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我对王经雨同志说:“你管县的工作，分蒙古人的财产，应该和我通个气，这次一些蒙族群众有看法，影响民族关系。”王经雨同志认为我说得对，表示要注意这个问题。经我们共同研究，决定在反霸斗争中，发动蒙汉群众一齐斗争。反霸斗争中特别是着重讲解了汉族官僚和蒙族官僚地主都是不劳而获、欺压剥削穷人的，只有斗倒蒙汉官僚地主,才能翻身过好日子。蒙汉群众共同参加斗争,共同分财产，都热烈拥护党的政策。
       当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在蒙古族中发展联合会会员，在汉族中建立农会组织，还要送一些青年到张家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军政学院学习。这全靠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才能唤起民众，使蒙汉人民跟着共产党走光明之路。
       我到镶黄旗第一件事是开展旗政府的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第二件事，就是组织武装。
       原来，旧旗政府有十来个人的武装。但是，这些人一是年岁较大,二是大部分人抽大烟，体弱无力，根本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武装非解散不可。于是，我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动员他们把枪、马留下，回家种田或放牧。人们一听,都说同意回去，留枪也行，但马匹不能留下，因为马是自己带来的。当时战马缺乏，没马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说服大家。经过我们研究，决定把马折价交公。当时没有钱，就给一些粮食顶钱。最后总算把十几匹马留了下来…这下，有枪有马，就能重新组织自己的武装了。接着，我们就把家庭好、思想好、身体健壮的蒙族青年组织起来。同时，也吸收汉族中苦大仇深的青年参加。就这样建立起镶黄旗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然而是可靠的，有战斗力的：不久，我们还在旗里办了个学校，吸收更多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
        旗武装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反霸斗争的开展。汉族积极组织农会,蒙族积极组织联合会，旗里各项工作搞得很红火。报名参军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人一多，需要的马也多了。可是当时马很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镶黄旗是农业区，马匹比较少。集宁周围有正黄、正兰、镶红、镶兰4个旗。正黄旗比较富，我们决定到那里解决马匹。正黄旗有叫三喇嘛的人，他家境比较富裕。我们刚来时,三喇嘛曾主动提出给政府献六七百只羊，百十匹马。那时我们感谢了他的一番好意，但没有要他的羊和马。现在，我们遇到困难，我自然想到了三喇嘛。我专程到他家看望他。当时，三喇嘛很感动，又提出："我没儿没女，把这些财产贡献给政府，也算是我对共产党的一点心意。”看到他对党这样真诚,于是决定把他的百十匹马借用收下，待以后形势好转再还他。我对三喇嘛说:“你真心实意把马贡献给革命，人民政府是忘不了你的！"
       就这样，我们派人把三喇嘛的百十匹马从草地赶了回来。这些马中，有骡马、有驹子，不能当战马骑,我们只好和其他牧民3匹换1匹，总算解决了没有马的问题。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放弃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实行战略转移。我和小成义带着旗武装，在卓资山以南大海滩一带打游击。集宁战役打打响后，我们同组织上失掉联系。直到我军撤出丰镇的头天晚上，我们才找到绥蒙政府领导人高克林、杨植霖、姚詰等同志。高克林同志对我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今后的活动方法，他说:“今后，你们一是到山西大后方进行训练；一是往北插，在农牧区交界地区打游击,等待全国大反攻的到来。你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定。'‘我回到驻地征求大家意见。因为我们这支队伍大部分是蒙古人，往北发展离自己家乡近，而且语言通、生活习惯，所以，大多数同志主张往北插。我们整好队伍就出发了。
我们到达土牧尔台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天很冷了，同志们还没有棉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才穿上棉衣。那一带冬天最冷的时候可到零下30多度。我们常常冒着刺骨的寒风夜行军打仗。大小战斗打了几十次，有时还有伤亡。医药也没有,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虽然环境很苦，生活困难，战斗不断，同志们个个表现得勇敢顽强。那时国民党部队得到美国的援助，都是现代化装备，经常是几百辆汽车配合骑兵追击我们。但是，同志们有着坚强的意志，与敌人兜圈子并伺机打击敌人。坚持到1947年夏季,们撤退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到达贝子庙进行整训。已是7、8月暑夭,我们还穿着开花的烂棉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很乐观，我们坚信革命定会胜利。镶黄旗带来的这些同志，越战越强,后来全部参加了大反攻，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纵横驰骋，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内蒙古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回首往事，我心情格外激动。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对青年一代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