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十 余人,情悄地来到丰镇南的堡子弯车站,隐蔽在一段铁路旁。一列 火车风驰电掣般的通过后,我们跨过铁路,迅速地到达了丰镇东部 山区。
        我们这个班都是邹风山支队的战士,奉绥南地委的指示,来开 辟丰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地委书记是陈仲一,他对我说:“组织上 决定让你带一个班的战士到丰东,开辟根据地。你们一定要在那 里站住脚、扎下根,在古长城脚下燃起抗日的烽火。”刚进入丰东山区,老乡们远远地看见我们,便扶老携幼牵牛赶 马,纷纷逃往深山躲藏起来。实在躲不过的,有的惊恐万状,瑟瑟 发抖;有的怒目而视,准备一拼。任我们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只 好各走各的路,过了三四天,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有的同志十分恼 火地嚷嚷开了,说山里人不开化,分不清好坏人。有的长吁短叹, 担心在丰东站不住脚,虽然我耐着性子给大伙做解释,可心里也窝 着一肚子的火。我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屋檐下睡觉,在井台上喝 水,吃了老乡的粮食,留下足够银元,并给写了感谢信。群众看见 我们秋毫无犯,心眼儿活动了。有些胆子大的年轻人主动和我们 搭话,向我们是那部分的,为啥一不刁人二不抢财物。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是打日本的队伍。一听这话,这些年轻人蒿兴的奔走相 告,四处传递消息。老乡对我们讲:这里的土匪实在多,三五人的 ,,棒子手,,,三五十人的“独立队,,,二三百人的团伙子,五花八门。 这些家伙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和日伪政权互相勾结,无恶不 作。我们新来乍到,老乡把我们当成了土匪。我们和老乡相识了,亲近了,群众工作开展得也顺当了。这一 带农村有两种常见病,一是小孩子头上长疮,称作秃;一是砂眼,叫 红眼。由于缺医少药,再加上贫困潦倒,谁也无心事治病。我有少 许医学常识,就上山采集一些药材,研制成药,给老乡治病。不花 一分钱就治了病,老乡和我们的关系更近了。
        虽然和老乡的关系改善了,但群众看到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武 装也很一般,只能对付小股敌人,大部队一来,也得往山里跑,便都 怀疑我们站不住脚。因此,我们决定必须迅速组建游击队。初冬的一天,我踏着皑皑白雪,来到常山窑村,和一位乡村教 师谈了起来。他的名字叫贾祥,是个大学生。他对日本侵略中国 有切肤之恨,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愤愤不平,当我讲了 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后,他双,目射出了兴奋的目光。他积极 支持儿子贾文英投笔从戎,参加我们的游击队,还当上了区长。不 久贾文英的好友李丰也参加了革命,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的五六 个青年积极报名参加了游击队。有了当地人,人情熟、地理熟,更 便于开展群众工作了,我们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五六十人。后来, 为了加强我们的工作,组织上又派师学文、曾泽西、杨文江、杨宝山 等同志来到丰东。到1940年5、6月间,我们成立了新丰县。县委 书记是师学文,县长是我,游击队长叫王侯才,下面还有3个区,区 长是朱德美、贾文英和杨宝山。从此,我们在丰东站住了脚。
       沿古长城有几个垛口,村名叫镇川口、镇边堡、镇宏堡等,都是关内外交通要道。日伪军在这一带都建立了据点严加把守。要把 丰东和釆凉山两块根据地连在一起,必须铲除这几个据点。可当 ,时我们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怎么办?用我党的三 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我们就是依靠这个法宝,战胜了敌人。镇川口是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个民团,约有100多人,民团 长叫吕德道,副团长叫张子英,外号二先生。吕德道出生于大户人 家,念过书,懂得一些历史知识,特别崇拜民族英雄岳飞。张子英 •原来是个乡村教师,为人耿直。成立民团时,当地富家向日本人保 荐他们二人,任民团的正副团长。可是吕、张二人内心不愿做亡国 奴,赞赏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们的情报员将这二人的政 治倾向对我们做了汇报,我决定面见二人。10月的一天,我带着通讯员王柄到镇川口,见到吕、张二人, 经过商谈,和镇川口的民团建立了共同抗日的密切关系。我们游 击队的枪支、弹药多数是由镇川口民团供给的,他们还把他们使用 的武器借给我们用,我们把搞到的粮食、财物、布匹放在他们那儿, 有时甚至把伤病员送到他们那里养伤。
       有一次鬼子突然来到镇川口,要民团马上:集合,去执行一项紧 急任务,民团集合好了,鬼子发现有的士兵空着手,少了十几支枪。 鬼子小队长蓦地瞪起眼珠,逼视着吕德道,问那些枪支哪去了?吕 德道神色自然,说:“坏了,派人去大同修理去了。”鬼子将信将疑, 但又抓不住把柄,也奈何不了他们其实那几支枪是供给我们使用 了。后来,鬼子给民团的枪上盖上火印编了号,就再也不能借用 了。时间一长,鬼子怀疑镇川口的民团私通八路。一天中午,从火 车站下来了大队的鬼子兵,突然把镇川堡包围起来,为首的一个少 佐把大刀放在吕德道脖子上,问:“八路的有没有?你的不说实话, 死啦死啦的有。”吕德道明知我和季文斗就在村子里,但他毫无惧 色,镇定自若地回答:“村里如有八路,我满门问斩,家产一并没
收。”少佐放下了刀,狞笑着说:“你的效忠皇军,大大的好。”吕德道 故意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点头哈腰,口里说着:“不敢,不敢。”就 在鬼子逼问吕德道时,我和季文斗翻越堡墙,来到山上,盛离了险。丰这一带有个会道门叫“家理”,加入“家理”的人很杂,有社 会名人,也有三教九流。国民党利用它,日本人也利用他。我们共 产党可不可以利用它呢?经组织上批准,我于1939年底加入了 “家理”。大同市有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武文斌,他的父亲是个中 学教员,又是大同市较为有名望的“家理”头目。通过武文斌,我和 他父亲认识了,这位老先生开朗豁达,知识丰富,有一片爱国的热 忱,暗暗地协助我党开展抗日活动。我们要油印一个宣传材料,宣 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战前线的战果,以鼓舞群众斗志,可是我 们两手空空,怎么办呢?我猛然想起了这位武老先生。于是,一天 下午,我由镇川口一个伪军班护送,偕同那里的大乡长,大模大样 地进了大同城。晚上,我来到武老先生家参加“家理”的聚会。一 阵豪言壮语、行侠仗义的谈吐过后,人们陆续地散伙了。我们留在 武老先生家里向他说明来意。武老先生积极帮忙;完成了这个任 务。
        1940年春节以后,我们的游击队发展了,打跑了小股土匪。 缴获了一挺机枪。但大投土匪仍然经常在这一带糟害乡亲们,日 本鬼子也三天两头地进行扫荡。老乡仍然怀疑我们能不能站得住 脚。为了稳定群众情绪,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必须消灭大股土 匪,我们选择了经常来丰东一带骚扰百姓的惯匪邢安民。邢安民是本地人,他带的土匪有二三百人,全部是骑兵。5月的一天,邢安民率领他的200多名匪兵,突然来到孟家营 村,准备继续向南挺进,将我们游击队撵出丰东。我们很快得到了老乡送来的情报。由于我们势单力薄,我当晚星夜奔走,来到镇川口,向吕德道、 张子英请求支援。吕、张二人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游击队全部装扮成伪军模样。兵分两路出发了。游击队 为左路,沿长城北上,吕、张的民团为右路,从东山向西进攻。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怕惊动狗叫,不走大路, 不进村庄,逢河涉水,快速前进。拂晓,敌人还在睡梦中,遭到我们 的突然袭击,邢安民只身冲出包围圈,落荒而走了。我们押着一部 分俘虏,来到了常山窑村,准备吃饭休息。就在这时,一股鬼子从丰镇出发,早晨来到常山窑村附近,和 我们接了火。起初,我们想借用民团的力量,给鬼子迎头痛击。可 是,敌人越来越多,人家的武器比我们精良,战胜这股鬼子是不可 能的。我便让民团打旗语,枪声慢慢地停下来,鬼子进了村,把吕 德道痛骂了一顿。有一个鬼子军官走进我住的院子里,当时我们 的处境十分危险。按当时的惯例,民团不给配备机枪,可是,我们 游击队有一挺机枪,就架在我住的那个院子里,埋藏已经来不及 了,我只好装作擦拭的样子,慢慢擦起枪来。。那个鬼子军官在机枪 周围绕了几圈,没说什么,走开了。打垮了邢安民匪部,我们扩编了游击队,改善了武器,给过去 的大刀班和手榴弹班全部配上了大枪,并且加强了军事训练。
       1940年深秋,日本鬼子又调集兵力,扫荡的周期越来越短,规 模越来越大。眼看冬季来临,我们的战士没有过冬的棉衣棉鞋,依 靠丰东一时无法解决,经上级指示,我们暂时撤离了丰东。但是, 党在这里撒下的抗日的革命种子,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