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锡察草原
墨志清

       1946年4月，我调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参加了军政学院军事部的工作。年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准备从张家口北撤锡盟，我们军政学院军事部改为骑兵独立旅后又改为骑兵十六师。政委是王铎同志（兼），师长是李秀山同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寒峰同地，参谋长是云麟同志，政治部副主任是我。撤出之前,形势是很紧张的。那时，蒋介石发出狂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他们集中大军，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张家口也是我军暂时撤离的城市之一。

—、出劝降的貝剧

       时届深秋，我部移防到扎嘎斯太庙，距国民党军盘踞的多伦县不远。一天，来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叫哈斯朝鲁，口口声声要见师长，，从他的身上搜出一封给师长的信，战士们押他来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这个哈斯朝鲁态度傲慢，说:“谅你也不是师长，我只和你们师长说话。”我说:“师长不在，有话和我说，我是师部负责人。”哈斯朝鲁冷笑了几声：“我是李治唐团长派来的全权代表，我带着他给你们师长的亲笔信，还有蒋委员长的手谕。现在明白了吧?”哦，看来他是多伦县敌军团长李治唐派来的“使者抗议？哼，你就抗议去吧！我一挥手，仍把他押解下去。
我拆阅那封用毛笔写的信,大意是:“XX兄：
       兄乃党国有为青年，雄才韬略，弟向所钦佩之。何以受共党愚弄？受八路羁縻？统观中国今日天下，共党地盘日益窘蹙，八路军土崩瓦解，投诚者不可胜数，收复陕北，亦指日可待。尔等小股赤匪，粮尽弹绝，困守于察盟沙漠之中，倘弟追剿，入地无门也！为兄前途计，遣使投书一函，望兄当机立断，弃暗投明，更可晋级升迁。附:委员长手谕，详情明示。何去何从？良机莫失也!”
       这就是敌人给师长的劝降书！我读罢，肺都气炸了！继而冷静下来，考虑决不能贸然处置，中了敌人的奸计。当时师副政委去锡盟汇报工作未归。我一时不好做决定。事关重大。我从几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敌人敢于派“使者”来劝降，是对我骑兵十六师进行过调査研究的，但他们是用旧观点看问题'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他们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亲眼看到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给蒙古族带来的灾难，部队中不少蒙古族军官和广大士兵,知道乌兰夫同志是多年的老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实行的是民族平等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光明的前途。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们才起义到共产:党八路军方面来。进入内蒙古军政学院以后,受了革命教育，觉悟进一步提高。部队又进行过整编，从组织上把一些不合适的军官和士兵精简复员。在部队内部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制定了各种制度,大大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支队伍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支由党掌握的人民武装了。我们从张家口北撤，形势比较严峻，以后又处于分散活动的状况，也没有出大的问题，这就是证明。敌人企图从这支队伍打开缺口，是错打了主意。第二，对“使者”是杀是放，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先隔离起来,绝不能让他扩散影响。第三，对这件事情采取什么方式处理呢？不说是不行的，但方法不当，引起怀疑，就会影响团结。时间紧急，不能拖延,我马上找了参谋长和政治部的同志去开会，公布了“来使”的事情，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两条:一、把事情的真相向师长汇报。二、研究处理办法，对“来使”进行审讯，视其态度处理，以不杀为好。决定了'以后请来师长,师长怒不可遏，骂道:"妈的！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慢慢地向师长分析利弊:“杀一个小家伙，能起多大作用？不如将计就计，审讯哈斯朝鲁，将他说服了放回去，反做工作，政治影响更大。”师长想了想，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开始审讯哈斯朝鲁。起初，他态度生硬，受了国民党那套宣传的毒害，说我们力量单薄，成不了气候，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若不投降，国军就要出兵进行剿灭。他的话又一次激怒了师长，师长大喝一声：“拉出去!"
       我们严正地向他指出：“我们可以将你就地正法，因为你扰乱我们的军心，刺探我们的军情，你犯下杀头之罪。按我们的军法,完全应该枪毙。”这时哈斯朝鲁一下脸色青白，吓得直哆嗦。我们接着又说:“但我们念你年轻无知，受李治唐的教唆,他十恶不赦,跟着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大打内战，推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残杀蒙古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罪大恶极，应该是你们向我们投降。你死心塌地地为他们效劳,应该罪加一等……”在我们义正词严的训斥下，“来使"气焰不嚣张了，脑袋渐渐低了下来，看来他已感到犯罪严重了。这时，我们就叫他下去好好反省。一好几天，没有理睬他，只给他吃喝上的优待。
       过几天，我们就给他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勾结起来打内战的。还介绍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所奉行的政策，内战打下去的结果等等。晓以大义，劝他迷途知返。最后他承认自己太幼稚无知，不懂得什么道理。同时主动地交代了他所了解的敌人内部的情况，答应回去以后给我们送情报、传消息。我们商量决定把他放了。敌人阴谋没有得逞,一出诱降的丑剧就这样收场了。
 
 
 

二、场道遏蜿

       察盟蓝旗旗长阿其尔，是个旧人员，他因通敌有罪，被我们镇压了。旗里尚有30多人的旗队需要整顿，组织上将整编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带领30多个战士，日夜兼程向蓝旗前进。距蓝旗政府还有60多里时接到师部的命令，说国民党政治土匪200多人包围赛汗淖尔，想抢夺那里储存的物资,命令我们迅速转赴赛汗淖尔增援。这时，三团已开赴赛汗淖尔。命令我们从侧面迂回，牵制敌人。
       接到命令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立即动员，带队出发。前面是一个草洼甸子地，北面是高山，去目的地必须穿过高山中间的山沟。我们的侦察员在探路中遇到老乡，打听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敌情,说去赛汗淖尔唯有这一条路可通。我们地形不熟，任务紧急，虽说进沟在军事上是冒险措施，也只得硬着头皮前进。
       这时太阳已偏西，峡谷里黑得更快。沉沉的雾霭笼罩着四周，远山的小半截还残留着血红的残阳。部队蜿蜒前进，走不多远，后面的侦察员很慌张地来向我报告,说我们来路的进山口，已经被敌人封锁了。一时枪声大作。我命令:加速前进！正赶路，前面小土沟里斜冲来十名骑兵，我以为是敌军,准备迎战肉搏，近前却见是我军打扮，原来正是我要去整顿的旗队战士们！对他们主动冒险投奔部队的行动，我鼓励了几句。旗队的同志报告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分两侧将我包围，约有200多人，主力在左侧山头，我们已经进退无路。情况危急,排长张满收同志建议说:敌人的包围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赶快抢占前面小山头的有利地形，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釆纳了他的意见。
       于是，旗队十来个战士和我们30多个战士，共不到50人，一个冲锋就占了小山头，部署在隐蔽的地方，架好机枪和敌人干起来。我们的机枪手赵明同志是一个妊射手，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无法逼近我们。
山峡已黑暗下来。敌人改变了战术.，一面从正面攻击，一面向两侧迂回。我正不顾一切地和敌人对射，身旁一位镶蓝旗的战士把我拉下来说:“主任，这里火力猛，你靠后。”说着，他挡住我，勇猛地向敌人射击。才放几枪，他忽地往后一仰，我慌忙抱住他，只见他头部中弹，牺牲了。我默默地致哀，满腔悲愤化为对敌人的仇恨。突然我们的机枪也不响了！机枪手赵明同志的右胳膊被打断了，血流不止。这时敌人已经包围到山后。子弹呼啸着，打着马桩,50匹马一齐嘶鸣、挣扎……
       敌人忽然开始喊话，让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乘他们喧嚷的间隙，我召集排长张满收和旗队负责人商量突围的办法。这时，赵明的胳膊已用绑腿包扎好，同志们扶他上了马。全体指战员都咬紧牙关,准备决一死战。旗队的同志建议说:“天黑了,你们赶快撤。你们从右侧山沟突围，里边有树林，只要走出十来里，就又是-个小山丘了。我们旗队地形•熟，几个山头一转,就把他们甩下了，由我们把敌人引开。我们从左侧山沟冲,敌人会以为我们从那里突围，必然倾全力追赶，到敌追击的时候，你们就撤退。”我们都认为旗队同志的意见可行，就这样决定了。
       我下令：突围！旗队战士们佯装主力，突然往左侧冲击,敌人真的集中人马追了上去。我们抓住时机，迅速从右侧退去。这时,敌人发觉上当了，又调过头来追击我们，我们拼命向外冲杀。
-冲出山口整理队伍，不见我的警卫员，还少两名战士，其余的都到齐了。赵明同志骑的马，鲜血淋漓，身子都染红了，居然还没有躺倒。估计敌人见天黑不敢继续追我们，我们也一时辨不清方向，怕又走进敌人的圈子里。就一面注意四周动静，一面步行牵着马走。马又饿又渴，已经无法骑乘了。走到一个小山边，我命令就地休息。我一倒地便朦朦胧胧睡着了。一会儿睁开眼天已大亮。两个失散的战士也赶来了，就剩下警卫员一直没有消息。
天亮以后，才发现我们离我军一个驻地只有五六里地。
       两天以后，我的警卫员回来了。原来他突围的时候，钻进梢树林里，敌人没有发现他。出发前，我曾经嘱咐过他,丢了什么也不能把我的挎包丢失”现在，他郑重地将肩上的挎包原封不动地交给我说:“首长，请检査一下，有遗失的没有?"他的枪和马都丢了，九死一生，挎包却完整无缺地回到我手里,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
由于这场遭遇战，我们没有到赛汗淖尔直接打援，可我们间接地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因为和我们作战的敌人正是多伦县国民党的驻军，也是去赛汗淖尔抢夺我们物资的敌人。

三、锡察干部团

       1946年12月，我到团里检査工作回来时，天气骤变，风雪铺天盖地而来。我们相随的十来个同志几乎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好在离师部只有15里路,大家约摸着向前走。白毛旋风像刀子一样刺在脸上，我们虽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在这样的天气里，也像穿着单衣一样，风寒彻骨。按照当地人的经验，遇上这种天气，只能蹲在背风雪的坡地。
       到了赛汗淖尔，我进家脱掉帽子，发现两只耳朵肿得有一指厚。有的同志冻了鼻子，有的冻了小便。有经验的同志说不能着热，要先用凉水浸。我用凉水把耳朵浸过一刻钟，耳朵上起了水泡，没几天就化脓了，人们都担心我的耳朵要丢在察盟。当时我开玩笑说，在察盟留个纪念嘛。耳朵疼得实在难忍，大家劝我到贝子庙治疗。我到贝子庙治疗了一个多月，冻伤大有好转，就准备回部队，组织上通知到锡察干部团任政委，乌勒吉卜林任团长。
干部团的学员是内蒙古军政学院撤到贝子庙后剩下的一部分年纪较小的学员，由于不便分配工作而继续培训，大约有四、五十人。我们去干部团，是锡察工委的决定。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又吸收了一批锡察当地的年轻学员。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讲当前自卫战争的形势；内蒙古革命的道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自编自讲，是晚上编白天讲。
       1947年春，学员多了，没房子，只好从贝子庙搬到南边的一个小学旧址。这时发展成了3个班，约有120人。又从巴乌工委回来一批干部，也附属于干部团。人员更多了，没有房子，没有经费，每个学员只给些小米和茶叶，生活极为困难。我们发扬了延安办学的优良传统，没有房子自己盖。学脱坯、当木匠，盖起了房屋校舍。生活没办法，就把每人的茶叶省下来，再挪用一部分口粮，用牛车到喇嘛库伦盐池拉上盐，再到林西县做买卖，换回学习生活的必需品。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改善了生活，创造了学习条件。1947年冬，由于敌人经常窜扰，锡察工委怕我们干部团遭受袭击，决定让?^们搬往贝子庙东北约100多里的•新庙。搬迁时非常艰苦,全靠人拉肩扛和笨重的牛车，但学员情绪高昂，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搬迁工作。当时正是冬天，路上遇到特大风雪，牛车无法行进，只能在山脚下避风雪。冷得支不住了，大家就拣些牛粪煨火取暖，有的说笑话，有的唱歌，有的同学还扭秧歌，把个草原闹得热火朝天。记得第二天上路后，一路遇上许多被狼咬死、咬伤的羊，还遇到许多散羊群，二十一伙，三十一群。大家把死伤的羊放在牛车上，把零散的羊群收拢在一起，赶到新庙,通知当地政府把活羊领回去，还给当地牧民。把牧民不要的死伤羊搞了大会餐。当地政府表扬了学员们，说他们为群众办了件大好事。
       另外,我们到新庙时，正赶上了部队需要羊皮做衣过冬，我们立即动员学员为部队大宰羊。天寒地冻,学员们有的手被冻裂、冻肿，大家忍受着痛苦,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下，坚持不懈地工作着，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支援了部队，学员们也受到锻炼。锡察盟后来很多旗县级领导都是干部团的学员，做出了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