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升，蒙古族，汉名全恒升，1898年出生于土默特旗沙尔沁乡阿都赖村(今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阿都赖村)。

　　当年，恒升的家乡阿都赖村是一个独户村，只有他们一家人。恒升的家庭比较富裕，有20多间房屋，60多亩土地。恒升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五，小名五子。他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好动。1912年，恒升考入土默特旗初等小学堂读书。1915年，他离开学堂，跟随土默特旗煤炭租税总局局长都格尔扎布(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的父亲)学习蒙古文。1917年春天，恒升进入归化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插班学习，同学有荣耀先、王祥、孟志忠、云金元等人，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校期间，恒升和荣耀先等几位同学结拜为兄弟，互换“金兰谱”以示友谊永存。1918年夏天，恒升、荣耀先、王祥三人由土默特总管署保送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1919年，恒升不仅参加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还参加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这些进步活动，恒升对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和革命道理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他的人生和思想促动很大。当年冬天，恒升因病回到阿都赖村家中休养，后来再也没有上过学。

　　1926年春天，恒升去包头投靠他的大兄哥、绥远骑兵第五师师长满泰，俗称“老一团”的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也在其麾下。当时，蒙古族共产党员吉雅泰也在老一团当兵，在吉雅泰的影响下，许多士兵都倾向革命，恒升也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恒升因为与大兄哥满泰意见不合，并发生了冲突，被满泰撤了职，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老一团。

　　1926年6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包头大校场正式成立，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独贵龙”运动领袖旺丹尼玛担任总指挥，李裕智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新编骑兵旅司令。后来，他们在蒙旗民兵训练处基础上，创办了内蒙古革命军军官学校。11月，恒升进入内蒙古革命军军官学校，担任上尉副官。在此期间，恒升曾经多次利用在老一团的关系给内蒙古革命军副总指挥、中共党员李裕智提供工作便利。包头召梁恒升的家以及他在阿都赖村的老家，都是李裕智进行革命工作的落脚点。不久，冯玉祥的部队向巴盟五原县撤退，内蒙古革命军也随之西撤。恒升并没有跟随部队撤退，而是留在了包头的家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要领导人白云梯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李裕智在伊盟毛乌素沙漠被白云梯的心腹暴子清杀害，绥远地区的共产党员大多数都转入地下。1929年7月，中共西蒙工委成立，工委成员奎璧和地下党员吉雅泰、李森等人隐蔽在老一团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他们经常去恒升家开会和研究工作。当时，恒升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对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默默地支持，保守秘密，为中共地下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31年冬天，中共西北特委组织部长吉合以行医为掩护在土默川开展革命工作，李森介绍恒升与吉合认识。恒升也开始积极为共产党工作，主要负责翻译蒙古文文件，再去印刷和散发到蒙古族人聚居的村子。

　　1933年8月，中共天津纺织行动委员会书记刘仁(化名王崇义)接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包头，建立了中共绥远特委，刘仁担任书记，吉合担任组织部长，梁一鸣担任宣传部长。恒升在包头召梁的家以及在阿都赖村的老家又成为中共绥远特委经常开会、研究工作的秘密据点。吉合比刘仁大几岁，他们俩以叔侄相称作为掩护，恒升也对外称吉合是他的表叔、刘仁是他的表哥，并嘱咐妻子：“你不要问他们的事，这些人都是干大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合在他的文章《草原上的足迹》中谈到恒升，曾经这样写到：“房东恒升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蒙古族人。我们住在他家，交往一天比一天深，什么事情也不避讳他，有些事情还让他帮忙，甚至写出的文件也交给他翻译成蒙文之后，再去印刷。”吉合谈到恒升入党问题时惋惜地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对他也很信任，只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认为他是地主家庭，又是土默特旗总管的亲戚，不好发展他入党。恒升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我们提这方面的事情，只是默默地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保护和支持。”

　　1934年春天，刘仁、吉合、梁一鸣在恒升的家里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请示批准中共绥远特委以“蒙古人民自治大同盟”的名义，发表《告蒙古人民书》，揭露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王爷、副盟长德王以蒙古自治之名，准备投靠日本人。这份报告一式两份，一份由梁一鸣直接上报中共中央，一份保存在阿都赖村恒升的老家，可见党组织对恒升的信任。

　　1934年底，由于平津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绥远特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刘仁、吉合的身份暴露，敌人到处抓捕他们，在李森和恒升的帮助下，刘仁、吉合迅速转移到阿都赖村恒升的老家隐蔽起来。

　　1935年7月，中共绥远特委刘仁、吉合、王逸伦准备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们邀请恒升担任蒙古语翻译。恒升装扮成商人，乌兰夫资助路费，奎璧负责筹集白面、香烟、几头骆驼和毛驴，中共地下交通员陈老四担任向导，离开了土默川。他们几个人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后，因为事先没有联系，蒙古内政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关押审查了他们三个多月。后来终于确认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刘仁、吉合、王逸伦去往苏联。由于天气寒冷，恒升留在乌兰巴托的一所学校里任教。1937年春天，恒升回国准备继续革命工作，途经包头固阳县时，旧病复发，只好回到阿都赖村休养身体。

　　1938年春天，延安派共产党员张福明、胡玉生二人来到包头，以铁路工人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恒升感觉身体好了一些，主动去包头与张福明、胡玉生取得联系，请求去往延安学习，张福明、胡玉生建议他留下来开展抗日工作。于是，恒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1938年7月前往厚和市(今呼和浩特市，日伪时期的改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他以蒙文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抗日思想教育，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秘密动员一些学生前往延安学习。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成立后，恒升一直和工委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工委购买过石印机等物品。12月，恒升担任了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校长，为他开展抗日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当时，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贾力更、奎璧、李森、勇夫等人经常到厚和市侦察敌情、购买物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是他们的主要落脚点和活动据点。1941年底，日本宪兵队在厚和市全城疯狂搜捕“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成员，有人举报恒升与共产党来往密切，还给大青山八路军送过物资。日本人以“政治嫌疑犯”逮捕了恒升，因为他是学校校长，所以没有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只是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学校里有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恒升一口咬定：“我不是共产党，学校也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日本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关押了恒升四五天以后，只好释放了他。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个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恒升继续坚守在这块阵地上，秘密联络地下抗日人员，侦察日伪军的动向，直到抗战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远省政府任命恒升担任文教厅民族教育科科长。1951年，恒升调任绥远省农林厅畜牧局局长。1952年，恒升担任绥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后升任办公室主任。1953年，经李文精、成义介绍，恒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任命恒升担任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强迫恒升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接受批斗，他遭到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摧残。1976年，恒升因病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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