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1896—1946年)，汉族，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在内蒙古地区革命时化名黄敬斋，1896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今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街174号)。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党组织领导人。

　　王若飞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八岁跟随舅舅(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先生在贵阳生活学习，1905年进入贵阳达德学校小学预备班。1915年，王若飞在舅舅黄齐生带领下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18年，王若飞跟随黄齐生到达日本东京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毅然回国，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王若飞在巴黎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秋天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在阮爱国(后来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介绍下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3年，王若飞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王若飞回国，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他在李大钊指导下，大力发展中原地区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工作，为推动中原地区革命运动作出贡献。1926年，王若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秘书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中共五大以后，王若飞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和宣传部长。

　　1928年，王若飞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王若飞不仅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同时也是苏联赤色农民国际的中国代表，主要研究和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一天，王若飞和夫人李培芝来到莫斯科一个饭馆吃饭，遇见了李培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乌兰夫。通过李培芝的介绍，乌兰夫和王若飞在异国他乡的邂逅中相识了。王若飞比乌兰夫年长10岁，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也比乌兰夫早几年，所以乌兰夫把王若飞看作革命前辈，两人谈得很投机。王若飞向乌兰夫认真了解了内蒙古的情况，对内蒙古革命活动非常关注，他鼓励乌兰夫要抓住机会学习革命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还讲了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王若飞的举止言谈表现出一种坚毅深沉、博学多识的革命家风度，让乌兰夫由衷产生了敬佩之情。这是乌兰夫与王若飞在苏联唯一的一次见面，但是两个人一见如故，一边吃一边聊，交流的问题非常广泛，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9年，乌兰夫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31年秋天，王若飞作为中共西北特委书记回国到达包头，在泰安客栈和乌兰夫接上头。两个人久别重逢，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在客栈里谈了整整一夜，直到东方发白。王若飞谈了他回国的任务，乌兰夫向他汇报了回国两年来的工作情况。王若飞对乌兰夫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能够站住脚，经过两年努力，在归绥和包头建立发展了党和群众组织，感到十分满意。这是乌兰夫回国以后第一次在国内见到上级领导并汇报工作，他听了王若飞的话以后力量倍增。王若飞回国的任务是开辟西北地区的革命工作，首先要办的是建立中共同蒙古和苏联联系的西北地下交通线，并建立这条交通线上的包头国际交通总站，还希望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布一个《告蒙汉各族同胞书》，发动蒙汉群众抗日。为了广泛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可以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联系更多的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乌兰夫完全同意王若飞的意见。两人研究决定，党的外围组织叫“平民革命党”，由王若飞草拟《平民革命党宣言》，乌兰夫负责筹建包头国际交通总站，并担任站长。

　　乌兰夫和王若飞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革命工作。王若飞在包头进行秘密调研，并起草了《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宣言》，乌兰夫利用在军队和警察局的关系在包头筹建国际交通总站，并深入山区和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起草了《告土默特旗蒙民书》，他还听从王若飞“要注意抓武装”的意见，深入到军队和地方武装中做争取工作，并通过关系为王若飞筹集活动经费。1931年11月初，王若飞扮成收买大烟土的商人去五原县了解河套地区的革命情况，乌兰夫指派在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当过连长又熟悉河套的三德胜陪同。一个星期后，王若飞从河套回到包头，继续住在泰安客栈。乌兰夫为了王若飞的安全，在农村找了一处房子，但是王若飞觉得住在乡下不好开展工作，坚持留在泰安客栈，打算过几天去宁夏，想尽可能早点把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起来。乌兰夫让李森为王若飞做好西行准备，并让他负责护送王若飞到宁夏。就在王若飞起程的那天早上，乌兰夫去泰安客栈为他送行，从看门人口里得知前一天半夜王若飞被敌人抓走了。乌兰夫赶紧把王若飞被捕的消息告诉李森，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营救王若飞的艰难历程。

　　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为了领导大西北和内蒙古革命斗争而来的，可是宏图未展、壮志未酬就身陷囹圄，乌兰夫感到内疚并深深自责，毕竟是在自己工作区域内出的事情，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所以，他把营救王若飞看作是关系到内蒙古、大西北和全国革命的一件大事，首先让李森设法了解王若飞被捕和关押的情况。李森通过关系了解到，王若飞从五原回到包头，就被特务发现跟踪，后来被捕。随后，敌人把他押往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后来关进“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当时，王若飞是个很出名的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已经很难隐瞒，所以他索性堂堂正正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大义凛然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而对中共西蒙工委地下党的情况，他只字不吐，所以，绥远和包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没有因为他的被捕而遭受破坏。乌兰夫摸清王若飞的情况后，1931年底，和朱实夫一起去了乌兰巴托，向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鲍尼考夫汇报了王若飞被捕入狱的情况，请示如何营救。鲍尼考夫很重视这件事，指示乌兰夫要尽全力营救王若飞，营救方法是想办法用钱打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关系。乌兰夫得到指示后，立刻返回了绥远。

　　乌兰夫回来以后，先联系了几个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想通过他们去做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一些头面人物的工作，让他们保释王若飞。但是这些人知道王若飞是共产党重要人物，都不敢出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越来越意识到营救王若飞的难度很大，不可能在短时间见效，便考虑做监狱的工作，尽量使王若飞在狱中少吃苦头。于是他找到中共地下党员孟纯，让在绥远监狱担任二科科长的孟纯连襟任子华在生活方面尽量关照王若飞。另外，通过任子华让地下党员张有明打入监狱做看守，以便同王若飞经常保持联系。通过张有明，乌兰夫得知王若飞的牢房寒冷潮湿，赶紧让妻子云亭做了一件厚厚的棉背心，送进监狱给王若飞穿上，抵御冬天的风寒。

　　王若飞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领导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敌人进行了气壮山河的狱中斗争。他在法庭上，大义凌然、机智勇敢地进行斗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使敌人的“审判”毫无结果，每次开庭都以失败告终。

　　从1931年5月到1933年4月，先后有杨一帆、杨植霖、王建功、苏谦益、杨叶澎、韩燕如、杨国兴等一批绥远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投入绥远监狱。每当“放风”时，王若飞主动与他们接触，问长问短，了解他们的案情，分析结果，指明前途。他们也想方设法、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与王若飞取得联系，渐渐地相互了解了真实身份。

　　王若飞教育共产党员被捕以后，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才能与敌人做坚决的斗争。要树立革命的坚定性和共产主义信念，注意斗争策略，要求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要隐蔽好，不要与他直接来往，以免加重案情。对性情急躁的党员，教导他们要有韧性，不要被敌人激将而暴露自己，给革命带来损失。狱中的条件极其恶劣，寒冷、饥饿、疾病威胁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王若飞利用放风时间鼓励大家一面同敌人英勇斗争，一面要爱护身体，他说“生活就是斗争，敌人要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力争改变恶劣的生活环境，必须与死亡做斗争!”他用“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诗句，教育难友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恶魔。王若飞还以笔为武器，在香烟盒的衬纸和线装书的背面，写出了不少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第三国际简史》《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共简史》《“五卅”惨案的经过》《大革命是怎样失败的》《中国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红军撤出苏区的战略意义》《怎样建立支部》《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数十篇。他通过王建功、杨叶澎、苏谦益把所写的文章在同志们当中传阅，通过学习坚定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斗争信念，大家称赞王若飞是革命者的良师益友。

　　王若飞还经常对狱中的同志强调：“绥远地区敌强我弱，又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区域，党的工作必须依靠民族干部和地方干部，这些干部与蒙汉各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关系。”王若飞还想方设法与狱外的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孟纯、李森等蒙古族同志取得联系，指导绥远地区的革命斗争。王若飞领导的狱中斗争，使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出狱后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内蒙古各族人民不忘王若飞领导的震撼青山黑水的狱中斗争。

　　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战友情让乌兰夫始终不肯放弃营救王若飞。1932年3月，乌兰夫赶到张家口，找到德王驻张家口办事处主任补英达赖，两人曾经有过一面之交，想让他帮助营救王若飞。可是补英达赖听了以后惊恐不已，连说这事办不了。7月，乌兰夫和地下交通员毛仁子、侯四千里迢迢再次去蒙古向鲍尼考夫汇报营救王若飞的情况。鲍尼考夫听了乌兰夫的汇报后说：“这个问题已经报告共产国际，你先在这里等一等，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以后再说。”这一等就是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说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一定要营救。如何营救主要在上边，现在正在想办法。鲍尼考夫对乌兰夫说，你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这样亲自跑来跑去很危险，回去以后就不要再来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乌兰夫从蒙古回来后又去了一趟张家口，通过在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当政治部主任的韩麟符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的工作，希望能放了王若飞。韩麟符当时答应的很痛快，可是等了好多天，再去找他时，他支吾着推托了。乌兰夫屡屡碰壁，虽然不甘心也毫无办法，只好作罢。

　　当时，中共中央也通过各种关系多方营救王若飞，党组织派人找到了爱国人士刘少白向傅作义说情。傅作义知道王若飞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可能也不敢放了他，但是也给了王若飞很多的照顾，还请王若飞吃过饭，希望王若飞能为绥远省国民党政府工作，被王若飞断然拒绝了。傅作义在和王若飞的交往中，真正了解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感叹人才怎么都在共产党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经感慨地说：“我能够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和平解放北平，这和早年王若飞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5年，王若飞被押往太原陆军监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了共同抗日，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5月，在中共北方局薄一波等人的积极营救下，王若飞结束了五年七个月的牢狱生活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1938年，王若飞担任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

　　1938年5月，当时担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地下党委书记的乌兰夫接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让他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是乌兰夫第一次踏上延安的土地，没想到当天就在招待所遇到了王若飞。两人这次巧遇和1928年在莫斯科的邂逅已经相隔了整整10年，这也是1931年王若飞被捕入狱后的两人再一次见面。当天晚上，两人在延安一家小饭馆里畅谈一番，各自回忆分别之后的情况，王若飞称赞乌兰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机智勇敢，乌兰夫也总结了当年搞地下斗争的经验教训，两人一直谈到小饭馆关门打烊，才依依不舍地分开。虽然这次重逢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但是王若飞和乌兰夫的革命情谊更加深厚，已经成为心心相印、推心致腹的好朋友、好战友。

　　1941年8月，乌兰夫离开新三师回到延安，并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四年之久，王若飞这段时间也在延安，两人只要有时间就在一起畅谈。延安整风运动审干时，乌兰夫在家乡的革命历史就是王若飞证明的。王若飞曾多次说到：“乌兰夫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干部。”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王若飞当选中央委员，乌兰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和舅舅黄齐生先生、博古(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乘坐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因大雾弥漫，飞机迷失了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2009年，王若飞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如今，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通顺街三号(原泰安客栈旧址)的王若飞纪念馆是内蒙古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贵州省安顺市王若飞故居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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