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纯，蒙古族，字锡嘏，1901年出生于归化城土默特旗毕克齐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

　　孟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蒙古族家庭。当年，他父亲在毕克齐镇很有名气，家里有170多亩水浇地，院子四处，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因此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1年，20岁的孟纯考进归绥中学(今呼和浩特第一中学前身)。“五四”运动后，孟纯和同学吉雅泰、李裕智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大量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他们还结识了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多松年、乌兰夫、云润、赵诚、奎璧、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当前局势。1923年，归绥各校联合成立了统一领导学生运动的绥远特别区学生联合会(简称“绥远学联”)。由于孟纯的组织能力强，当选为绥远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1923年5月7日是日本提出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五七国耻日”。这一天上午，绥远学联召集归绥各校的几百名学生在归绥中学操场集会，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四周年和“五七国耻日”大会，整个操场群情激愤，一片沸腾。集会以后，绥远学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全市学生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边呼喊反帝口号，一边向归化城进发，沿着大街向南行进。游行队伍一路上号召市民不买日本货，规劝各个商家停售日本货。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玉泉区)旧城大南街的盛兴时洋行(简称“盛记”洋行)是当时归绥城最大的日用百货商店，出售的商品大部分是日本货。当学生队伍来到“盛记”洋行门口时，老板听说不让卖日本货，趾高气扬地说：“老子想卖哪国货就卖哪国货，你们当学生不好好念书，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都给我滚蛋!”老板的话激怒了学生，大家不想和他争吵，立即把洋行老板的表现向绥远学联汇报。消息传开，各校学生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惩罚“盛记”洋行。第二天上午，绥远学联在归绥中学操场再次组织各校学生集会，学联负责人孟纯向同学们讲述了昨天的情况，高声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学们，对这种见利忘义的洋行，你们说怎么办?”同学们异口同声：“砸了洋行!”随后，孟纯带领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来到“盛记”洋行门口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交出日本货，可是老板的态度依然强硬。学生们忍无可忍，一拥而入冲进了洋行，只要看见贴着日本商标的货物，全部扔在地上砸毁，有的同学把楼上楼下的日本货搬到大街上，放火焚烧起来。孟纯从“盛记”洋行一楼走出来，突然，二楼一个同学扔下来一个日本制造的玻璃罩珊瑚树装饰品，恰好砸在孟纯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这时，警察赶到，看见孟纯负伤，害怕事态扩大，赶紧让学生们把孟纯送往医院包扎，并责令“盛记”洋行支付全部医药费，孟纯的头上也留下了终生的伤疤。这就是在呼和浩特历史上著名的大闹“盛记”洋行反帝爱国斗争。

　　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马福祥表面上承认学生们是爱国行动，背后又指令学务局制止学生的爱国行为，惩罚带头闹事的学生。归绥中学校长不敢得罪上级，就找借口开除了孟纯、李裕智等学生的学籍。不久，归绥学务局以准备组织学生外出旅行为借口，让各校提前放暑假，以防学生们再次闹事。

　　1923年秋天，孟纯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奎璧、吉雅泰、李裕智、佛鼎等39位蒙古族青年考进北京蒙藏学校。在校期间，孟纯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常委，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和校方对进步学生的种种限制，他和同学们连续发动了几次学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敏锐地看到这些蒙古族青年是蒙古民族的优秀代表，亲自到蒙藏学校了解这些蒙古族学生的情况，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中共北方组织派遣邓中夏、赵世炎来到蒙藏学校，从理论上提高蒙古族青年的觉悟。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孟纯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李裕智、吉雅泰、奎璧、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任殿邦、云霖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下半年开始，孟纯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李裕智、奎璧、吉雅泰、佛鼎、赵诚、高布泽博等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孟纯性格直爽，喜欢交友，虽然出身富家却毫无贵胄之气，而且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经常接济北京蒙藏学校的穷苦学生，只要听说哪个同学生活困难或者回家没有路费，他都解囊相助，所以很受同学们的拥戴。孟纯入党后，更加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担任了北京学联常委。1925年，北京各校学生在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孟纯是北京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不仅参加了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的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还担任了李大钊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地区的地下交通员。

　　1927年，孟纯考进了北京民国大学法律系。不久，李大钊被军阀逮捕杀害，敌人开始抓捕北京学联的负责人，孟纯也被特务跟踪，他先逃往天津，后来坐船到唐山，几经辗转才回到家乡，他和贾力更等人领导了毕克齐农民反对清丈土地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1929年，孟纯暑假期间回到家乡，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了监狱，因为查无实据，半年后释放，继续回到北京在民国大学读书，此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9年秋，共产国际派遣佛鼎、乌兰夫、奎璧等人从苏联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组建了中共西蒙工委，佛鼎担任书记。1930年，佛鼎调回共产国际，乌兰夫继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931年，孟纯从民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归绥，他与乌兰夫、李森取得联系，一起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秋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从苏联回国，负责开辟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西部的革命工作。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敌人逮捕，押回归绥，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乌兰夫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若飞，可是难度很大，只能想办法让王若飞在监狱里少吃点苦头，就通过孟纯找到在监狱担任二科科长的孟纯连襟任子华，让他在生活上关照王若飞。通过孟纯和任子华，乌兰夫和狱中的王若飞取得了联系。王若飞后来被押往太原的国民党陆军监狱，度过了将近六年的铁窗生活，直到抗战前夕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延安。

　　1934年春天，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组建了蒙政会保安队。乌兰夫领导的中共西蒙工委多次派遣孟纯、李森、吉雅泰等人去做保安队官兵的思想工作。1936年，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设立了日本顾问部，公开投靠日本人。云继先、朱实夫和孟纯的妻弟云蔚等人率领保安队爱国官员举行军事暴动，把这支队伍带回土默川，参加抗日，后来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白海风担任蒙旗保安总队总队长。乌兰夫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在部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党委书记，秘密发展党员。这时，孟纯也进入蒙旗保安总队，在乌兰夫的介绍下恢复了党组织关系，担任蒙旗保安总队上校参议和军需处主任，协助乌兰夫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在归化城大黑河、小黑河一带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撤到了伊克昭盟。1938年，蒙旗独立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孟纯担任了新三师政治部秘书、科长。新三师有100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地下党委，乌兰夫担任党委书记，孟纯担任组织委员，奇稀古担任宣传委员，党委成员有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等人。新三师虽然是国民党部队番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一支以蒙古族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被人们誉为不在八路军序列的“八路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向新三师师长白海风发来密电，命令他就地处决乌兰夫，将部队调往甘肃靖远县整训，目的是想削弱共产党对新三师的控制。白海风是个很讲义气的爱国军人，早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与乌兰夫交情很好，他把密电悄悄交给了乌兰夫。乌兰夫立刻请示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中共中央指示已经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人离开新三师，回到延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继续留在新三师，停止党组织活动，长期潜伏，保存实力，伺机行动。孟纯、云蔚、云飞扬等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继续隐蔽，他们按照乌兰夫的指示留在新三师。随后，乌兰夫向白海风请假准备撤到延安，白海风虽然不情愿，后来还是同意了，可是国民党派来监视白海风的参谋长包景华坚决不同意，提出除非有人担保，才同意让乌兰夫走。孟纯挺身而出，以老乡身份主动给乌兰夫担保，包景华这才作罢，乌兰夫离开新三师顺利回到延安。不久，孟纯、云蔚、云飞扬等人跟随新三师调往甘肃整训。包景华等人通过安插亲信和补充新人逐步控制了新三师。孟纯等人从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45年，新三师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包景华和副师长关继高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逼迫新三师一些官兵说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孟纯暗中嘱咐共产党员一定要严守机密，千万不可暴露党组织的秘密。白海风早就知道孟纯是共产党员，他虽然看不惯参谋长包景华和副师长关继高的做法，但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为了安全起见，他劝说孟纯、云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退役还乡。于是，孟纯和云蔚离开新三师回到家乡，他担任了蒙旗宣慰使署参议。1946年，孟纯担任土默特旗政府建设委员。1947年，他担任了土默特旗政府秘书、“代总管”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纯历任绥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呼和浩特市宾馆经理。

　　1963年，孟纯因病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