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雅泰，蒙古族，字岱峰，曾用名赵福、赵延寿、王西、阿其利也夫，1901年出生于归化城土默特旗三两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三两村)。他是中国共产党首批少数民族党员、蒙古族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吉雅泰的祖父是土默特旗的佐领(又称为章盖，类似于乡长)，家境富裕，有五百多亩地和成群的牛羊，大片的牧场。他的祖父去世以后，家境开始衰落，他的三叔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旧城的巧尔齐召当了喇嘛，父亲和二叔分了家产，各起炉灶。吉雅泰的父亲不思经营，还沾染上吸食鸦片和赌博的恶习，没过几年，家财耗光。吉雅泰的母亲生有两儿两女，吉雅泰排行老三，小的时候胖乎乎的，乳名叫“小虎子”。由于母亲勤劳节俭，一家人还能勉强糊口。

　　吉雅泰聪明能干，七八岁时就能帮母亲干一些家务活，冬季农闲时在村里读私塾。十几岁时，父亲准备送他当喇嘛，遭到三叔的坚决反对，认为蒙古族人口日渐减少，这和当喇嘛有很大关系，他向兄长表示，如果家里供不起孩子读书，就让小虎子跟着他住在召庙里念书。吉雅泰的父亲无力抚养几个孩子，同意了弟弟的建议。吉雅泰的三叔和巧尔齐召的大喇嘛说了许多好话，最后大喇嘛同意让小虎子吃住在召庙里，条件是天天打扫院落、给喇嘛们烧水煮茶。小虎子勤快好学，白天在召庙里干杂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

　　1915年春天，三叔把14岁的小虎子送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上学，分到二班。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叫吉岱峰，后又改名为吉雅泰。吉雅泰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读书。1918年春天，李裕智从托克托县河口镇小学考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也分到二班，很快和吉雅泰成了好朋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吉雅泰和李裕智等进步青年积极联络、组织旧城各校学生上街宣传，示威游行。1920年，吉雅泰和李裕智毕业，两人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归绥中学。1921年，吉雅泰和同学杨令德一起考入绥远师范学校。1922年，归绥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废除日本“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活动，成立了归绥学生联合会，吉雅泰是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多松年、乌兰夫等人也参加了学生联合会。1923年5月，吉雅泰和多松年、乌兰夫、奎璧、李裕智、孟纯、赵诚等人，一起组织领导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发动了打砸日资电灯公司、捣毁“盛记”洋行的爱国斗争。

　　1923年夏天，北京蒙藏学校土默特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受学校委托，回到家乡招生。秋天，吉雅泰和多松年、乌兰夫、奎璧、云润、赵诚、孟纯、佛鼎、李裕智等39名同学，一起考入北京蒙藏学校。这批蒙古族青年刚进入学校，就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上街游行声援土默特家乡来的农牧民请愿团，反对绥远当局掠夺蒙古族农牧民土地，引起中共北方区委的注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和党组织决定派人到北京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争取让这批蒙古族青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吉雅泰回忆：“那时的北京蒙藏学校在封建军阀的把持下，他们的教育和我们渴求解放的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未来，探讨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为蒙古民族的苦难焦虑。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经常来到学校给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说明军阀混战的原因和背景，我们从此明白了要想推翻军阀和蒙古王公这两座大山，就要团结各族人民起来革命的道理。”吉雅泰和同学们受到李大钊等人的亲自培养和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积极参加学校各类组织举办的演讲报告和游行活动。

　　1923年底到1924年初，经韩麟符和李渤海等人介绍，吉雅泰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李裕智、奎璧、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孟纯、任殿邦、云霖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雅泰担任团支部委员，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经常奔波在北京的各大高校之间。1924年到1925年，吉雅泰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李裕智、奎璧、孟纯、佛鼎、赵诚、高布泽博等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内蒙古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

　　1925年初，为了顺利召开国民会议，中共北方区委发动北京蒙藏学校的党团员掀起支持会议的群众运动，党组织派遣吉雅泰返回绥远地区，组织“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吉雅泰和奎璧、赵诚、崇德臣被选为绥远省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3月，四个人返回北京参加了大会。在国民会议促成会上，吉雅泰等人按照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指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结束后，李大钊派遣吉雅泰回到绥远，建立中共绥远特别行政区工委，吉雅泰担任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吉雅泰根据中共三大提出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组织成立了“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在巧尔齐召西院挂出了 “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牌子，下设11个党部，同时将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机关也设在巧尔齐召，以做党的工作为主，归绥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经常在这里聚会。经过半年的奔波，吉雅泰在绥远工委的基础上，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组建了土默特旗和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四个县的工委。绥远地区出现了国共积极合作，共同反封建、反军阀的大好局面。6月，吉雅泰领导中共绥远工委、绥远学联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归绥席力图召召开声援“五卅”惨案的群众大会，会上向上海“五卅”惨案中死难的工人和学生家属发出慰问电，并通电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发起募捐，三天之内，归绥各界群众捐款1000多银元，汇寄给上海学生联合会。

　　1925年秋天，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蒙古族人民的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正在积极地筹备当中。10月12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吉雅泰、李裕智作为绥远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冬天，根据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决定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指示，在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直接领导下，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热河、察哈尔、绥远各地区的代表200余人。大会选举李大钊担任书记，赵世炎、韩麟符担任副书记，吉雅泰、李裕智等八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吉雅泰和李裕智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之余，吉雅泰和李裕智来到广州大街上，看到一队队持枪走过的革命队伍，听到一阵阵激情高昂的口号，他们被高涨的革命气氛感染，商议回到家乡一定要领导蒙汉群众大干一场。

　　1927年，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绥远地区中共党团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归绥街上到处张贴着通缉令，第一名就是吉雅泰。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敌人的残酷屠杀面前，吉雅泰没有被吓倒，而是机智顽强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1928年清明节后，奉系军阀撤出了绥远地区，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来了，更加肆无忌惮地搜捕共产党人。吉雅泰和李裕智在包头“老一团”潜伏下来。老一团是一支驻扎在包头的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主要负责追剿当地土匪，保卫地方安全，从长官到士兵大多数是土默特蒙古族青年。吉雅泰找到老一团的同学卜子嘉，说明了来意，卜子嘉安排他在连里当了上士文书。吉雅泰利用在老一团的机会，对士兵开展革命教育。后来，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贾力更、高布泽博和参加北伐失败后回到家乡的勇夫都来到老一团隐蔽。大家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在老一团秘密做兵运工作。这时候，他们听说了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多松年也在张家口被军阀杀害，特别是战友李裕智的牺牲，让吉雅泰和大家深深感到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摇自己的信念。

　　1929年，党组织派遣吉雅泰和贾力更、奎璧等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和汇报工作。他们在乌兰巴托见到了分别四年即将回国开展革命工作的老战友乌兰夫。吉雅泰向中共驻蒙古国党组书记王瑞符汇报了绥远地区的革命工作后，提出了想去苏联学习的请求。经过党组织批准，吉雅泰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担任国际班党支部委员和民族班班长。

　　1934年秋天，吉雅泰从东方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国，辗转多地，终于联系上党组织，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归绥、东北一带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主要任务是收集日本军队在平绥铁路和北宁铁路一带的部署情况和物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要求他把家眷带在身边，于是吉雅泰把妻子从家乡接到了北京。后来因妻子久病不愈，生命垂危，他赶紧把妻子送回了家乡。不久，他的妻子撒手人寰。吉雅泰忍痛安葬了妻子之后，含泪告别父亲和幼小的女儿，重新返回北京，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吉雅泰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三闯山海关。第一次，他刚到天津，就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严查盘问，不准出关;第二次，他带着战友孙圻的妻子吕静和她的两个妹妹，假称送家属回东北，刚到山海关又被日本关东军拦截，不准出关;第三次，他回到北京雍和宫，换上一套喇嘛服装，并与两位大喇嘛一起同行。从天津坐火车到锦州的一路上，他们多次遇到日本特务的盘查。吉雅泰看准了机会，提前一站下了火车，终于摆脱日本特务的跟踪，进入山海关，找到了在关外与他接头的地下工作者，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在锦州、承德等地建立了中共地下联络点，恢复了华北和东北交通网，并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了联系，还探听到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准备投靠日本人的消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组织为了保护吉雅泰，指示他前往蒙古国。他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了工作以后，被共产国际留在蒙古国，做华侨的政治领导工作，担任了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戏剧主任、华侨剧团导演和全蒙总工会《工人之路》报社总编辑。他在团结华侨、激发华侨抗日热情、弘扬民族文化和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自编自导了四幕歌剧《新花木兰从军》《卢沟桥》等十几个剧本，用花木兰的形象，号召爱国华侨关注和支持祖国的抗战。歌剧上演后受到乌兰巴托华侨的热烈欢迎。他还为华侨开办了职工学校，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联共(布)党史》。他积极为困在乌兰巴托的杨志诚、袁牧之、刘亚楼、钟赤兵、贺诚等人提供帮助。这些人是秘密出国的，因为交通阻隔难以回国，也不懂蒙古语，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干苦力维持生计，在吉雅泰帮助下渡过了难关。吉雅泰在蒙古国将近八年，因工作成绩显著，获得了蒙古国大呼拉尔主席团颁发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奖章和战胜希特勒金星勋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吉雅泰多次向组织提出回国请求，终于得到批准。1946年，正当吉雅泰准备带一辆三吨卡车和部分武器动身回国之际，恰逢乌兰夫去了蒙古国，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吉雅泰与乌兰夫一起回到祖国，他们在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立，乌兰夫当选自治政府主席，吉雅泰担任了自治政府参议会副议长，后又担任呼纳盟(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的简称)工委书记。1949年，他担任了锡察盟工委书记兼锡察办事处主任。同年，内蒙古党委改为内蒙古分局，吉雅泰担任了内蒙古分局候补委员兼宣传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1950年，中央抽调了11位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吉雅泰出任驻蒙古国大使，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大使。临行之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吉雅泰大使和符浩参赞。周总理亲切地对吉雅泰说：“吉雅泰同志，你从苏联回来，懂得俄文;你又是蒙古族，懂得蒙古文;你在乌兰巴托多年，熟悉情况。很好啊，工作起来方便。”吉雅泰在担任驻蒙古国大使期间，为增进中蒙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增强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卸任回国后，1956年7月至1967年，任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统战部部长。1960年至1967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至1967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吉雅泰受到了诬陷迫害，虽然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仍然遭到造反派的长期关押和轮番批斗。1968年3月12日，呼和浩特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正在医院输液的吉雅泰被造反派强行押到内蒙古党委大院，再次遭到造反派的残酷批斗。在被造反派围攻推搡的过程中，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含冤去世，终年68岁。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声称，要看看吉雅泰是不是长了一颗资产阶级的“黑心”，强迫医院解剖了他的遗体。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乌兰夫听人们说起革命战友吉雅泰被迫害致死的悲惨情景，忍不住失声痛哭。早年和吉雅泰一起参加革命、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杨植霖写了一首诗《哭吉雅泰同志》：“一生忠勇病魔扰，无端又被恶狗咬，挥泪不堪忆惨状，口诛笔伐恨难消。”所有了解吉雅泰革命经历和人格人品的老同志，都为他的不幸遭遇和英年早逝感到愤愤不平和悲痛惋惜。

　　吉雅泰去世10年之后，在乌兰夫的直接过问下，经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准，吉雅泰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1978年5月30日，吉雅泰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6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呼和浩特为吉雅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