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力格巴图尔，蒙古族，乳名二仁、八十四，学名赵壁城，曾用名赵子玉、图穆洛夫、杨立登、姚瑞亭、王福元等。1908年出生于土默特旗什兰岱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街道办事处什兰岱村)。

　　毕力格巴图尔少年时，家境贫困，无力求学，从小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养成了勤劳能干、善良厚道和乐于助人的品格。他平时跟着父亲种地、放牧，冬天跟着父亲去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十几岁时，在母亲的主持下，他和本村的两个汉族孩子栓根和喜喜成为结义兄弟，三个人关系处得非常好。

　　1927年，绥远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栓根参加了农民协会，对毕力格巴图尔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逆转，栓根因为参加农会被地主王忠押送到县衙门关押起来，激起了毕力格巴图尔对地主的愤恨。第二年，什兰岱村遭遇了旱灾，为了修渠灌溉农田，村民们推选毕力格巴图尔为“渠头”，因修渠要经过地主张凤高的土地，他背信弃约蛮横要求避开其地，经说理不成，遭到地主的阻挠而未能办成，更加激起了他对地主的憎恨，认为世道不公，开始寻找一条能为穷人说话办事的道路。

　　1929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共产国际派遣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等人从苏联回到家乡土默川开展革命活动，佛鼎担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他是毕力格巴图尔的表姐夫，在他的影响下，毕力格巴图尔参加了革命，主要任务是给佛鼎担任交通员，并在佛鼎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农历正月初五，中共西蒙工委选派毕力格巴图尔等人去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9月，他和纪松龄、贵中、敖特根、竹格德尔、纪明德、金山、春和等人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数学、俄文、物理、化学、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教程。1931年暑假，他还学习了游击战术和各种武器的使用、维修，在实弹射击比赛中，获得苏联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颁发的奖章。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让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与信念。

　　1933年底，党组织指派吉雅泰为组长，带领毕力格巴图尔和贵中回国从事地下抗日斗争，任务是在内蒙古地区搜集日军在平绥铁路及沿线地区的情报。1934年1月，他们三人从莫斯科乘坐火车先到达伊尔库茨克，然后经过蒙古乌兰巴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四子王旗，长途跋涉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通过吉雅泰的介绍，毕力格巴图尔与吉雅泰的妹妹赵林召结了婚，从此，他和吉雅泰等人开始了平绥铁路沿线长达十年的地下抗日斗争。一次，毕力格巴图尔从集宁带了四只雷管去北平，怎样才能躲过北平火车站的检查呢? 他买了四只烧鸡，把雷管装入一只烧鸡的肚子里，上车后把这只烧鸡的鸡腿、鸡翅膀吃了，到达北平出站时，他慷慨地送给警察一只最大的烧鸡，带着其它三只烧鸡平安地出了站。

　　吉雅泰在北平利用伪蒙疆政府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的关系，秘密开展情报工作。1935年5月，由于吉雅泰引起北平警察局的怀疑，党组织让吉雅泰转移到张家口，将毕力格巴图尔调往北平，化名姚瑞亭，公开身份是包悦卿的交际股股员，主要任务是通过包悦卿搜集日本和伪蒙疆政府的政治、军事情报。12月初，毕力格巴图尔打听到德王去伪满洲国访问，与日本进一步勾结的情报传送给乌兰夫，乌兰夫立刻和奎璧将这个消息印成传单进行散发，揭露德王投靠日本人的罪恶行径，为后来的“百灵庙暴动”做好了舆论准备。不久，伪蒙疆政府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由赵汇川接管，使得毕力格巴图尔的搜集情报工作产生了困难，党组织决定让他撤离，化名姚瑞亭，以商人身份进驻首善公寓。1936年初，在吉雅泰等人介绍下，毕力格巴图尔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秋天，党组织指示毕力格巴图尔在北平西四牌楼南大街开设“义达里宏仁西药房”，以此为掩护开展搜集日本军队情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9月，日本特务发现了“义达里宏仁西药房”的抗日活动，毕力格巴图尔紧急转移到天津，住在英租界。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的工作重心由搜集敌人情报转为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在他的周密策划下，中共地下党先后炸毁两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轮船，烧掉了日军军需仓库和北平、天津两地的日本百货公司。1938年2月，毕力格巴图尔指挥工人小陈在北宁路古冶火车站炸毁敌人一辆火车头。此后，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让他离开天津，化名王福元，辗转来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彭真政委热情接见了他，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查科长，后来为晋察冀军区训练了200多名侦查爆破人员。

　　1939年秋天，毕力格巴图尔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绥远地区工作。他在家乡什兰岱村以务农为掩护，秘密联系了党的地下工作者、时任伪蒙军第九师上校参谋长的乌力吉敖其尔和中尉军需官道尔吉，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开始在伪蒙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联络进步青年，宣传抗日思想。不久，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派人找到毕力格巴图尔，建立了工作联系。1944年4月，乌力吉敖其尔升任伪蒙军第九师师长，道尔吉担任第九师22团军需主任，而且已经控制了伪蒙军一部分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失去了靠山的伪蒙军乱成一团。毕力格巴图尔及时与八路军塞北军分区司令员姚喆取得联系，决定策动第九师脱离伪蒙政权，姚喆还派遣从延安回来的塔拉协助他工作。当时，乌力吉敖其尔率领第九师进入了乌兰花，先后将部队里的几名日本教官处决，宣布脱离伪蒙政权。毕力格巴图尔与塔拉立即前往乌兰花，在商都杨植霖、毕力格巴图尔和乌力吉敖其尔会见了苏蒙联军指挥官，传达了姚喆司令员的指示。随后，他们率领第九师2000多官兵，按苏蒙联军的指令，部队收缴武器后，开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进行整编。毕力格巴图尔也跟随部队去了蒙古国，后来担任了“中国工人俱乐部”宣传主任，虽然生活安定，但他仍然迫切希望回到祖国参加革命斗争，几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

　　1946年11月，内蒙古党委决定扩编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其中将四支队扩编为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11师，乌力吉敖其尔担任师长，毕力格巴图尔担任副政委。他上任后，针对部队党组织力量薄弱的情况，从晋察冀军区和军校调来了一批党员干部充实政治领导工作，政治部主任李文精兼任43团政委，副主任原火兼任41团政委，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解放战争中，毕力格巴图尔与其他师领导率领部队先后转战于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盟的千里草原，进行了明安旗八佐山和张北战斗。1948年11月，毕力格巴图尔担任了骑兵11师师长兼政委，协助华北三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率领广大指战员发扬内蒙古骑兵英勇善战的作风，趴冰卧雪，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坚守阵地20多个昼夜，胜利完成了解放张家口的狙击和追歼任务。在绥北战役中，他指挥的绥远召河庙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孙兰峰2000多骑兵、600多步兵、几十辆汽车和装甲车的围攻，采取了“先突破、后反击”的战术，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成为内蒙古骑兵史上一个经典战例。1949年5月，骑兵11师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毕力格巴图尔继续担任师长兼政委。

　　绥远和平解放后，土匪活动十分嚣张，东起乌兰察布盟，西到河套地区，土匪和国民党残部抢劫财物，祸害群众，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4月乌盟政府成立不久，毕力格巴图尔立即率领部队在绥北地区进行剿匪斗争。1950年9月，绥远军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任命毕力格巴图尔担任总指挥，率领骑兵第四师等部队在乌拉特旗、二进河套地区进行剿匪肃特反霸斗争。经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至1951年5月，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毕力格巴图尔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率领骑兵第四师屡建战功，为内蒙古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防部颁发的解放二级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毕力格巴图尔先后担任了乌兰察布盟第一任盟长、盟委副书记、书记，兼任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司令员，为乌盟开创、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6月，他调任内蒙古公安厅，先后担任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5月，他担任了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厅长、内蒙古党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为巩固祖国北部边疆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作出了很大努力。

　　毕力格巴图尔的官虽然越做越大，可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不吃机关小灶，一直在家吃饭，下乡时自己带干粮，坐火车不吃首长饭，夏天穿一身旧军装或蓝布制服，冬天穿着布面的旧皮袄，经常头戴毡帽，穿一条打补丁裤子，他的被褥用了20多年，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他办私事从来不用公车，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爱人生了病也是坐公共汽车去医院。他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很深，受到了同志们和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1963年10月22日，公安部刊物《公安建设》上刊登了《内蒙古公安厅厅长毕力格巴图尔一贯坚持党的艰苦朴素作风》的文章。同年10月25日，新华社内部刊物以《毕力格巴图尔同志的优良作风》为题全文转载，对他进行了专门的宣传报道和表扬。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毕力格巴图尔被打成所谓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主要成员”“新内人党党魁”“苏蒙修特务”，不仅将他罢官，而且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管制”。毕力格巴图尔始终坚定信念，在磨难之中依然做一些力所能及、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他在伊克昭盟被军管期间，在纸盒里培育果树苗，进行高原地区种植果树的实验。他回到呼和浩特以后，刚刚有了一点人身自由，出门看到公安厅对面汽车站附近的路面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人们上下车很不方便，他不顾自己伤残的身体，领着儿子战友用铁锹把路面一点点填平。他对子女说：“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爸爸相信党，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1974年2月15日，毕力格巴图尔由于长期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遭受极大摧残，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66岁。内蒙古党委为毕力格巴图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79年，内蒙古党委给毕力格巴图尔彻底平反。